万物静默如谜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结合。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在这个全球化的、市场席卷一切的时代里面，人文研究在不断的退缩。今天我想探讨这个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了解生命的意义，还是应该回到人文跟科学的结合上来。

科学立足于对事实的研究，追求真实的自然规律；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行为，也是对客观事实的研究；而人文是什么呢？人文也有知识，但人文背后是对价值的研究：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它的价值系统怎样，我们的人生观如何，我们如何评价知识系统有什么意义等等。有的知识重要有的不重要，而什么重要、什么有意义，这是价值判断，这个判断的价值系统是人文研究的对象。人文与科学的分离背后是价值跟事实的分离，是我们对价值的研究在对事实的研究面前不断退缩的结果，这种分离是现代性的本质。

在古代社会，我们讲格致；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我们讲理性，那是价值跟事实没有分离的，那是传统社会，而现代社会出现了知识跟价值的分离甚至对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这个二元分裂是必然出现的。由于事实越来越重要，我们重视客观的、普遍的知识，而价值系统越来越成为私人的、主观的东西。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在膨胀，社会出现技术化、市场化、工具化、机械化，我们的价值系统不断的退缩，人正在失去它的主体性，失去它作为价值中心的那个位置，以至于社会出现了某种病态。

在现代社会，我们不能回到传统社会中去，不能回到基督教的经院哲学里去，也不能回到我们儒家文化的格致里去。在现代社会，我们怎么做到人文跟科学之间的统一呢？怎么建立一个既有人文关怀又有科学精神的一个新的世界观呢？我想这是今天教育的问题，也是我今天要跟同学们讨论的问题。那么我首先从我的本人的一些体验来讲，这两者为什么应该是统一的？如果人文和科学分离，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我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1980年代我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哲学研究室的主任，从事科学哲学和系统科学的研究。1990年代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后来转到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现在在政大教观念史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所以我是从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人文，对这个过程有特别强的体会，我更强的体会是人文和科学二元分裂背后的原因正在对我们的社会科学、科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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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首先要追求真实性。整个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是在历史学中排除人的主观性、排除人的价值判断的过程。最典型的是西方历史学。德国历史学家南克最强调历史研究史料的客观性，不要评论，不要去想象，要回到历史事实本身。他甚至反对对历史进行解释。一直到20世纪的年鉴学派，基本上是用统计量化的方式去研究历史，跟自然科学没什么差别，无非对象不一样。这个观念一直主导着历史学的发展，直到20世纪历史学学科的奠定。但是这种对历史的看法是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不断地发展，是和人文的研究对立的，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了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1789年7月14号是法国大革命，今天历史学家研究法国大革命，认为那个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为什么呢？那天巴黎的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这天是无比重要的。表面看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路易十六这天的日记，他在那天写了什么呢？他写今日无事。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他根本没看到。这个也不难怪，因为我们一旦回到历史真实的话，1789年7月14号发生了无穷多的事情，对路易十六来讲，攻占巴士底狱是无数骚乱中的一次小骚乱而已，没什么了不起。那什么时候1789年7月14号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的呢？到20世纪我们的历史学家对法国现代社会转型、法国革命起源有了深刻认识以后，越来越觉得这一天了不起，觉得这个事件是重要的分水岭。同样一个事实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的。

史料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录，那么人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你每天写日记，你会把每天做过看到的所有事都记下来吗？当然不可，你只记你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你认为这个事情重要，那个事情不重要？重不重要完全取决于历史记录者的价值判断。所有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离开记录者的价值判断的。没有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记下来。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几乎颠覆了我们讲的事实本身。历史事实原来无非是记录者的主观判断。历史之所以是这样的，是记录者记下来的，他之所以记录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有这样的观念。

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发现了任何历史事实记载都跟价值系统有关，他因此讲任何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任何历史问题背后一定是历史思想的问题，他甚至讲得更绝对化：历史必浓缩于特定的观念，就是历史是不能离开价值系统的。由于没有纯粹的事实，历史事实背后是一定是价值系统和主观的观念，这个大发现对20世纪的历史科学造成了一个颠覆性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后现代史学开始在西方泛滥，它认为每一个历史记录是观察者主体决定的，历史无非是在编故事而已。在后现代史学的基本价值判断下，历史就变成了建构，变成了故事。后现代史学在解构原来的纯粹客观历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它把历史的主观性、历史跟价值系统不可分离的联系从历史的研究本性中挖出来了，但又带来一个大问题。后现代历史没有处理好主观跟事实之间的关系。原来我们片面的以为任何事实是不依赖于我们主观存在而存在的，所有的历史都都是客观的，都是纯粹跟人没关系，跟我们的价值没关系。后来一旦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就从这个极端立刻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有历史的客观性都没有，历史就是编故事而已。我们的知识在两个极里面摆来摆去。我们要正确地处理价值系统跟事实的关系，不是回到后现代，而是找到超越后现代史学和纯粹年鉴学派的一个新方法。

所有的历史都是一个主体对过去的记录，而记录时人是因为价值系统才注意这些事件，但是当这个东西记录下来以后，记录这个事件的原因和当时记录者的价值系统开始被遗忘掉了。后人看到这个记录，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记录。历史事实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缓慢的质变，一开始历史记录者知道在什么价值系统下面记录这个事实的，但是当它流传的时候，由于记录者死掉了，由于他为什么要记录、他以什么价值观念来记录的被遗忘掉了，就出现了历史事实与价值系统的分离。那么完整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呢？它是主观的价值和事实同时存在的记录，但由于历史流传过程中记录者的价值观念被忘掉，结果出现的是一个更纯粹的、跟价值判断没有关系的事实。

我喜欢把历史研究比做研究一个破损的DVD。假定500年以后打篮球这项运动被年轻人忘掉了，有一天他们找到了一张记录一场著名篮球赛的DVD，他们放映DVD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打篮球。假定DVD在保存的时候受了损害，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在放DVD的时候其他都能看见，就是看不到那个球。那么对500年以后的观众，他会判断500年前人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也许会认为是在跳街舞。因为这个球是所有运动员的中心，画面中没有这个球，我们看不到篮球的规则，我们也看不到那些人的运动中心。这个球就是历史史料背后的价值系统。它是最容易被忘掉的。实际上我们历史研究在做什么呢，就是在破解那种受损的DVD。今天我们我们做汉代历史的研究，我们做明清的研究，我们做中国近代研究，做当代研究，由于那些产生社会行动的观念没有被保存下来，我们忘掉了那个时代价值系统，我们是不可能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在整个客观的历史研究中间，我们是不能排除人文价值的研究，只有把这个人文价值的研究加到这个破损的DVD中间去，我们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

汉代的法律会有些很奇怪的记载，当出现天灾的时候，皇帝就要下罪己诏，这还不够，皇帝还怪罪宰相，宰相马上要回皇宫向皇帝自杀请罪。汉代人为什么这样呢，会不会是记载弄错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为对汉代这个现象奇怪？因为对汉代的制度可以通过历史书籍知道，对汉代的生活可以通过考古知道，唯独汉代的价值系统和观念我们不知道。而汉代人的法律恰恰是他们当时特殊观念的产物。我们知道汉代儒学跟春秋战国儒学不一样，汉代的是宇宙论儒学，就是把宇宙秩序跟道德秩序做严格的一一对应，发生天灾就表明宇宙秩序偏离正常，也就是皇帝失德，于是皇帝就要谴责自己下罪己诏。东汉末年是太阳黑子的异常期，当时的天灾比什么时候都多，一开始皇帝下十几罪己招就完了，后来皇帝再下，天灾还是不断发生，一再警告皇帝失德。于是汉代皇帝就把罪过放到大臣身上，建立一整套制度来怪罪大臣。没有汉代的天人感应观念，没有汉代的儒学的价值系统，我们是无法了解汉代的法律。今天我们之所以能知道汉代的法律是真的，是因为知道背后汉代的哲学。只有把汉代的思想跟他的社会制度、历史记载拼合起来以后，我们才构成对汉代的了解，确认那是真的。就像我们看那张看不见篮球的DVD一样，假定我们不把那个球放进去，不把那个价值系统放进去，我们是没法了解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判别一个历史是不是真的，我们绝不可以说用所谓的客观性原则，不能把它背后的思想价值抹掉，只看事实层面就去判定。

有同学要问，既然过去的观念已经忘掉了，那怎么才能够挖的出来了？19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办法来恢复过去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系统。一个人的观念当他死掉了我们当然就不知道。但是我们讲的价值系统不是一个人的观念，而是一批人的观念，它要经过互相传播，要用语言来交流，因此观念的变化一定会在语言上留下痕迹，这是20世纪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的一大好处。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变化、用词的变化来揭示过去的观念。

大概从1997年开始，我和刘庆峰在中文大学开始了一项计划，我们把大量的历史文献数字化，再对每一个时代的关键词进行检索提取，分析这些关键词的意义。我们像分析DNA一样通过语言的分析来找到被遗忘的观念，并且把观念的变化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以更清楚的勾画出历史变化的宏观图画。最近我们有一本书叫《观念史研究》，就是通过追溯今天的词汇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比如个人、权力、社会、革命这些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和西方接近，什么时候跟西方不一样。在这些词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一部关于思想变化的历史，一部跟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历史。

历史学家克里姆特讲历史沉淀于观念。这句话是他在1930年代讲的，但他1940年就去世了，这个命题没来得及发挥，而且当时这个命题也是无法检验的。我修改了这句话，假定任何观念都是用词汇来表达的话，那么这句名言也就是“历史沉淀于词汇”，我们用大量数字文献追溯一个词汇，追溯这个词汇历史上的频度、意义，在意义变化背后，我们就能找到整个历史。这个历史不仅是客观的、制度变化的历史，不仅是经济史，也是指导着人们进行经济政治军事行动的观念的历史。在历史越来越客观化、实质化的时代里，我们找到历史上的价值系统，并且把这个人文观念的方法跟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实现综合的研究。

今年我们在写2010年大陆版的《观念史研究》序的时候，我们提出“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这个新方法是什么呢？讲就是人文跟科学结合的方法，我们一定能突破原来人文和科学二元分离的格局，重新使我们的人文价值系统在方法上和定量的社会科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实现人文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新的突破。

那么同学们会提一个问题，我刚才讲的历史本来就是人文味道很重的，是不是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我们的工程哲学，还需要讲人文和科学的结合呢？我认为这个结合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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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忆一下关于意识的定义。今天公认的对意识的定义是图灵给出的，他对意识做了一个行为主义的定义，也就是判断一个对象有没有意识，压根儿不要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只要看一下行为，我们用行为的结构来代表意识。举例来说，假定一个房子里可能是个电脑，也可能是一个人，我怎么判断在房子里面是谁呢？假定我对房子里的对象提一个问题，听到回答就能判断哪个房子是有意识的人，哪个房子里是个机器，这是现在的情况。假定有一天我听到回答后不能区分哪一个房子里是人，哪个是机器，那么就说这个机器有意识。这是图灵对意识的一个划时代的定义，这个定义很了不起，这个定义是所有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础。这样的定义确实导致了科学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近二三十年来对意识的研究，对高级心理行为研究恰恰证明这样定义也是有问题的。

根据图灵的行为主义定义来看，什么是记忆呢？记忆是行为的结构而已，我们知道行为主义经常有过这样的定义。假定有一条狗有一天被汽车压伤了，它以后见到汽车就害怕，那么心理学解释说狗是有记忆的，没错，但是什么是记忆呢？无非是狗的行为结构改变而已。一只没有记忆的够见了汽车反应比较迟钝，而受过汽车伤害的狗见了汽车会感到害怕，狗的记忆跟这个行为结构是一回事情，这是早年行为主义对记忆的定义。

近二三十年来发现这样的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记忆分两类，上面提到的记忆是低级的记忆，真正重要的记忆是陈述性记忆。就是说一定要有主体参与的，能对记忆的信息进行加工，还可以有错误。也就是说高级的记忆是不能离开人的主观选择而存在，人的主体对它有影响，所以叫做陈述性记忆跟非陈述经济。

近二三十年心理学重要进展，都是发现的陈述性记忆的一些重要法则。一个图灵那样的黑箱排除了意识存在，仅仅由因果律来解释的东西是不能解释意识的现象。近年来关于睡眠研究而发展出来的关于意识的模型，特别是AIM模型，它都不完全要把人的意志排除掉，而是假定了人的某种初等的意识状态存在，比如人的选择能力：人可以意识到我是处理大脑内部的信息呢，还在处理大脑外部的信息，这个特征光机器人是做不到的，什么叫外部什么是内部，把这个加进去以后再考虑复杂的模型，对意识的研究比原来就有进步多了。因此我在量子力学里讲的不能排除人的价值系统，排除观测者包括排除意识这样一种倾向，在自然科学里同样存在。

人文研究要跟自然科学结合，只有完成了这个结合，我们对知识系统，对科学前沿，对人本身是什么、意识是什么，我们才可能会有真正的了解。当然这只是对知识系统而已，其实我们知道知识系统本身还有更高的目的，就是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和人的价值系统。

今天我们人类在面临全球变暖，面对技术的膨胀，面对人的异化，面临人成为市场的奴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知识事实跟价值、事实跟主体的二元分裂造成的，这个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人类知识系统带来巨大进步的原因。但是在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个简单的分裂了，不能因为分裂而把价值系统把人的对人的关怀、把人的主观性完全排除掉来发展科学，而应该强调一个更高级的综合，这就是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结合，而这个结合的使命我相信是放在你们青年一代身上的，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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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后面：

回头才发现，为了整理这个录音演讲稿，几乎花了我一天的时间…不过很长见识~我们知道很多道理，有很多观念判断，如何构建、梳理进而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