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内蒙古大草原，除了敖包多，就是喇嘛庙多。我这次到内蒙古，在河套地区，阴山南北，一路上看了许多喇嘛庙。在四子王旗看了王爷庙、希拉穆仁庙，路过武川县看 了召河庙，去白云鄂博途中看了百灵庙。到鄂尔多斯高原去瞻仰了成吉思汗陵，返回时又看了重要寺庙美岱召、五当召。从地图册上看，阴山北去，草原上的庙还多 着了，诸如白乃庙、温都尔庙、土格木庙….这些庙，一座座标在地图上，散落在草原深处，有的也许至今仍保存完好，依旧香火缭绕，有的也许只剩下一座废墟，甚至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地名了。但是，只要留下一座庙，哪怕只留下一个地名，就会留下一串故事，为空旷草原挽留住许多历史细节。
喇嘛庙是内蒙古草原上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在辽阔草原，蒙古族的历史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种是诗化的存在，另一种是物化的存在。成吉思汗创造的历史辉煌，是 一首壮阔的抒情史诗，世世代代流传在草原牧民的口头传说中，飘荡在悠长的牧歌里，回旋在马头琴的琴声里。而蒙古族的晚近历史，则被岁月沉淀了下来，物化为 草原上的一座座喇嘛庙。在内蒙古草原上看庙，如同阅读蒙古族历史的一个个片段，思绪会时时融入到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里。
北方草原，在蒙古族崛起前就有崇佛的传统。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公元5世纪北魏统一了北方，魏文成帝大兴佛事，开凿云冈石窟。回想当年我初次看到云冈石窟的 大佛时，第一感觉是北魏政权在山崖上开凿如此巨大的佛像，主要是给中原人看的，目的是要塑造出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偶像，在心理上慑服中原人。后来北魏政权 南下，迁都洛阳，又在洛阳开凿了龙门石窟。北魏政权始终以佛教立国治人平天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度重视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为巩固政权服务，但北魏也很 快灭亡了。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五万多尊石佛，居然没有一人带枪，未能守住北魏打出的江山。”
蒙古人崛起的晚，他们性格粗犷豪迈，以武力取天下，原先是不信佛教的。成吉思汗信奉的是北方草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他驰骋欧亚，一切假借长生天的旨意行事， 以装神做法的通天巫为工具。成吉思汗也信过道教。他经过长年征战，可能由于内心的精神饥渴日益加剧的缘故吧，在率领远征军西征途中，不远万里派人到山东蓬 莱把著名道教领袖丘处机召去，在军帐中向丘处机请教道教教义。据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对各地宗教均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但未曾见过他信奉佛教的记 载。
喇嘛教是藏传佛教的俗称。蒙 古族上层与藏传佛教接触始于成吉思汗孙子辈。成吉思汗去世后，三子窝阔台继位，窝阔台是第二代，他死后，由他的长子贵由继位，这是第三代。窝阔台的次子阔 端在凉州封王。阔端经过分析比较，邀请西藏佛教教派中最有学问的萨迦派首领班智达前来。班智达带来两个童年侄子，即11岁的八思巴和他7岁的弟弟恰那多 吉。叔侄3人走下青藏高原，来到凉州，为阔端出谋划策，劝说西藏各教派首领和地方首脑臣服蒙古。同时，班智达开始在蒙古上层贵族中传教。
藏传佛教和北方蒙古族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奇观之一。它构成这样的一个历史现象：先是蒙古人举着闪亮马刀，经河西走廊挺近青藏高原，用武力征服了西藏；然后是藏人手里捻着佛珠走下青藏高原，经河西走廊进入了北方蒙古高原，用藏传佛教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灵。
蒙古族人的崛起过程标明，在历史上崛起的任何一支力量，无论它的军事实力有多么强大，武的一手使用到一定时候，都会产生力不能及的感觉，都会转向意识形态寻求帮助。当年多达那波建议阔端借用藏传佛教的力量征服西藏，就是一例。
剽悍的蒙古人，出发时手里举着马刀，返回时手里捻着佛珠。历史似乎证实了这样一个演进进程：藏传佛教一旦在北方草原落地生根，它使蒙古人的情感激流渐渐被一 条精神河床所约束，从此不再四处横溢，渐渐进入了淙淙流淌的平静境界。曾经纵横天下的蒙古人，犹如一匹狂奔后的烈马，大汗淋漓，驻足草原，昂首远眺。正当 它渐感疲乏饥渴之际，隐隐听到庙宇间传出诵经念佛之声。这声音好似来自遥远天穹，使这匹烈马渐渐听得沉醉，渐渐忘却了一路奔突的万般艰辛，也渐渐消弭了火 焰般疾驰冲突的天性。
当代蒙古 人，回忆起历史上藏传佛教对蒙古族产生的深刻影响，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藏传佛教极大的丰富了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它对蒙古人的性格产生了 不小的软化作用。有的蒙古学者认为，自从北方草原盛行藏传佛教以来，蒙古族其昔日的勇敢善战强健之风渐失，遂化为温和萎靡。当然这种观点所包含的情感因 素，更多的是在追怀和感叹蒙古人曾经叱咤风云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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