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比较长，如果能看一下也是挺有收获的~)
首先，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感谢马戎主任和他的同事对我的邀请，也感谢周浩博士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帮我把英文讲义翻译成了中文。我一共要做六个报告，前五讲是关于方法论的东西，最后一讲我讲一下关于美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向。
第一讲我讲的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任何一个搞社会科学的人都会接触到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什么？你们当中有不少是学社会学的，很多老师也学过社会学方面的课，了解很多社会学的知识，所以我想你们对社会学有一定的认识，从一些课程中学到了很多社会学的知识，比如中国的现状，中国的人口，中国的家庭，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等等。但是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觉得你可能学了很多东西，对社会有很多了解，有很多关于社会的知识，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学到社会学的核心。
社会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社会学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是关于得到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是说你从一些学者的言论中得到多少知识，而是你对他们的言论的一些批判的见解，这是更重要的。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什么理论，对于我而言，知道什么并不重要，而是要知道你应该知道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衡量知识的标准。所以就我个人看来，社会学的学习就是要培养一种批判性的思考。知识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尤其是中国社会现在变化得那么快，你今天学的东西到明天可能就没有用了，但是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你要对它作一个评价，他的结论是不是有道理，并不是说名人说的话就一定是正确的，不要跟着人家跑。所以我在训练学生的时候，特别强调学生的独立性思考，批判性思考，质疑他说得对不对，结论有没有道理。
下面，我开始讲今天的主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第一个是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上的差异；第二个是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差异；第三个是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我讲前面两个差异的目的是为了讲第三个差异，因为我侧重的是对方法论的研究。我只有先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差异讲清楚，才能讲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当然有很多人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讲过这是我自己总结的观点，大家可以各持己见。有的人认为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延伸，社会科学就要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去做，这是我不赞同的。我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根本的区别的，这一点在后面我会讲到。
那我们先从本体论上来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本体论，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质的一个哲学分支。就是什么是世界的本质，什么是世界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世界最重要的部分。科学是偶然产生的，科学的产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技术是人人都需要的，要生存，要发展都需要技术，科学和技术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有技术不一定有科学。科学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柏拉图对真正知识的定义。
那我们先从本体论上来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本体论，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质的一个哲学分支。就是什么是世界的本质，什么是世界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世界最重要的部分。科学是偶然产生的，科学的产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技术是人人都需要的，要生存，要发展都需要技术，科学和技术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有技术不一定有科学。科学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柏拉图对真正知识的定义。
柏拉图对自然哲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提出真正的知识并不是对你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社会的认识，而是对抽象的，超现实的理念世界的了解，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因此，他把世界分成两种，一个是“永恒世界”（the world of being）和“变化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柏拉图讲的这两个世界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一般人接触的都是the world of becoming，是现实的东西，是具体的东西。而柏拉图说，你要做一个哲学家，就不应该研究这些具体的东西，抛开你接触到的东西，而提出一种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很多圆，但是柏拉图说，如果你要研究圆，你就不应该研究你说接触到的圆，因为你接触到的只是圆的一种具体形态，并不是真正的圆，不是完美的圆。完美的圆不存在于现实，而存在于哲学家的思想中。你要研究圆就必须抛弃具体的圆，而想象一个圆，这个圆是没有形状，不占空间的，既画不出，也得不到。科学就是要了解这个圆，你知道了这个圆的特征，你就可以把它推广到任何具体的圆，这就是科学的来源。它不是要你去寻找一种具体的东西，而是要找到一种永恒的，到处适用的真理性的东西。柏拉图讲的the world of becoming是什么呢，就是现实的东西，是我们人为的仿造品。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知识，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到那个抽象的圆。柏拉图的理论是科学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追求真理是科学家和科研活动者一个永恒的动力。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都是为了生存而设计的，并没有这种对真理性认识的追求，这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自然科学是以发掘“永恒世界”（the world of being）中的真理为最终目的，也是其精华所在。而社会科学是以了解“变化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为最终目的。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体论上的区别也导致了它们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认识论是什么，认识论是探索人类知识的起源、本质、方法及局限的一个哲学分支。你到底能知道什么，你怎样认识世界，这是认识论的东西。自然科学的关注点是什么，它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因此他的关注点在于一些典型的现象，你知道了一个圆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很多地方，你知道一个分子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甚至知道一个疾病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这个典型的例子可以使你了解一个类别的东西。因此你的重点并不在于了解具体的现象，而在于了解典型的现象。而社会科学则不一样，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在于所有个案组成的总体的状况。你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并没有很大的用处，你最好是能够了解所有的个体，对所有个体的了解就是对总体的了解。你最终要了解总体，但你是通过了解每一个个体来了解总体。这是一个辨证的关系，我会讲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体论上的区别也导致了它们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认识论是什么，认识论是探索人类知识的起源、本质、方法及局限的一个哲学分支。你到底能知道什么，你怎样认识世界，这是认识论的东西。自然科学的关注点是什么，它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因此他的关注点在于一些典型的现象，你知道了一个圆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很多地方，你知道一个分子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甚至知道一个疾病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这个典型的例子可以使你了解一个类别的东西。因此你的重点并不在于了解具体的现象，而在于了解典型的现象。而社会科学则不一样，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在于所有个案组成的总体的状况。你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并没有很大的用处，你最好是能够了解所有的个体，对所有个体的了解就是对总体的了解。你最终要了解总体，但你是通过了解每一个个体来了解总体。这是一个辨证的关系，我会讲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也有差异。自然科学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希望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他的结论。虽然有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他们是希望用实验的方法来隔离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你想知道温度的变化，在实验时你就可以对压力等其他因素进行控制。通过实验，隔离外来因素的影响，就可以得到一个很纯的规律。而社会科学不一样，我们社会科学家只能运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数据（被称为观察数据），而观察数据必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实验，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它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科学之所以复杂，是应为我们的数据是通过观察所得，而观察所得的数据必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些外来因素都可能能够解释你的数据。你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排除一些外来因素，但你不可能排除所有因素。
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人都知道数据来之不易，但也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这个局限性，因为他来自于现实生活，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太多。学过统计的人就知道，统计上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平均值，一个是差异。我在这里把柏拉图的两个观念“永恒世界”和“变化世界”用统计学的东西来进行对照。这是科学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东西。关于平均值，我举一个例子，对于一根一米长的棍子，在测量时就会碰到问题，你让几个人去测量，如果数字很精确的话，有几个人测量就会得到几种结果。你需要得到的长度只有一个，而你得到的数据却有一串，这时候你怎么办？取平均值，平均值在统计上的理论基础是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大数定律就是讲，测量的平均值会随着测量次数的增加而越来越可靠和稳定。它可能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值，但它存在这种倾向。所以你要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平均值，你就要增大测量次数。这是平均值在测量上的一个很好的依据。另外一个是中心极限定理，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其平均值越来越趋向于成正态分布。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这两个定理对于平均值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给我们的测量提供了帮助。但这两个定理也有条件，就是差异的来源必须是独立的、非系统的微小因素，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这两个定理并不适用。
我下面要讲的是达尔文的人口思维对我们社会科学的影响。我认为社会科学起源于达尔文，虽然我们今天记住达尔文主要是因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但是他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想一下，他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哪里来的，自然选择的基础是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于达尔文来讲就是世界本质，而不是人为的差错。既然差异是世界的本质，那差异就应该是研究的对象，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平均数，虽然这对我们也很重要，但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我们不能光讲平均，而更要讲差异。对于达尔文而言，差异并不是一种人为造成的错误，而是一种现实的必然，是精华所在，是值得研究的东西，而不是说你知道了一个平均值了，差异就可以扔掉。这是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转折。因此，今天我讲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差异的重要性。我把达尔文的这种思想叫做“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而前面讲的柏拉图的思想就叫“典型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我在后面会详细对比这两种思维。“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是对科学的传统定义的一个挑战。传统科学是要求你得到一个典型的规律，而达尔文的人口思维是要你得到一种分布，得到所有由个体组成的一个整体。
我这里总结一下“典型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和“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的区别。“典型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来源于柏拉图的“永恒世界”（the world of being）。而这种典型思维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就是Quetelet的社会物理学，用统计的方法来满足柏拉图对科学的定义。再具体而言就是用实验的方法，把外来因素排除，通过控制变量来达到目的。在这方面，心理学做得比较多，经济学也有，最近经济学出来一个分支叫实验经济学，但是实验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我在最后一讲我会讲到实验方法的缺陷性。
“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有什么特点呢？它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人口思维并不是社会学独有的，在很多其它学科也用到这种思维，但在社会学里，这种思维特别重要，我下面会讲到为什么他对社会学特别重要，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把这种“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应用于社会学的主要是Galton，他提出了差异和协同差异。社会科学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他们都会用到达尔文和Galton的人口思维，并且他们都要应用到统计的方法，我们一方面要把事实描述得准确、全面，另外我们又要重视整体下面的每一个个体，把整个过程、事实、变量描述得准确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是有限的，当样本数量增加时，为了使我们对事实的描述更准确，我们就要运用到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
“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有什么特点呢？它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人口思维并不是社会学独有的，在很多其它学科也用到这种思维，但在社会学里，这种思维特别重要，我下面会讲到为什么他对社会学特别重要，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把这种“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应用于社会学的主要是Galton，他提出了差异和协同差异。社会科学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他们都会用到达尔文和Galton的人口思维，并且他们都要应用到统计的方法，我们一方面要把事实描述得准确、全面，另外我们又要重视整体下面的每一个个体，把整个过程、事实、变量描述得准确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是有限的，当样本数量增加时，为了使我们对事实的描述更准确，我们就要运用到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
我选择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答案提供了有关社会的有用信息，即使它们有时候并不一定为某种理论服务（顺便说一句，谁说多了解一些事实是一件坏事呢？）”。社会学的重要贡献是它能够提供信息，在这方面的能力上，社会学比其它学科要强，比如说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因此，在提供信息方面，我们的责任更多。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对社会信息的描述都是社会学家提供的。对于家庭，家庭的破裂，小孩的生育，就业等比较概括性的，描述性的东西，都是我们提供的。因为其它的学科往往重视了一方面而忽视了全面的东西。美国的趋势是怎么样，家庭是怎么样，父母离婚对小孩的影响怎么样，贫富差别怎么样，上代人对下代人的职业影响怎么样，犯罪率是增还是减，离婚率是增还是减，这些东西都是由社会学家来做，所以我们的学科和其它学科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社会学家的使命是很重要的，有时我们讲社会学家就是历史学家，只不过我们描述的历史是发现在现在，而不是发生在过去。我们是把现在发生的过程和现象系统的表现出来。
（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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