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缘由的生命/萨瓦特尔

节选自萨瓦特尔的《哲学的邀请》的结语部分

哲学家们另一个可笑的地方,就是他们试图同宗教在对人生意义进行救赎式的探索方面进行竞争。关于这种“意义”的问题,本身已经是宗教式的了,哲学在这方面唯一能做的,就像我现在努力去做的那样,就是揭示这类问题的宗教色彩,并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些问题,使其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当我们说我们在寻找或是已经找到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哪种“意义”呢?我们所说的意义,是指那些想要通过另一件事物来表达某种内容、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目的来被思考的东西。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它想要表达的内容,一个信号的意义,是它想要指示的(比如一个方向、一种类型的人等等)或想要体现的内容(比如一个危险、起床的时间、行人的路过等等)。一个物体的意义,是它想要服务的东西(比如喝汤、杀死敌人、跟远方的人说话等等),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是其作者想要表现的内容(比如一种美的形式、对现实的再现、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的幻想等等),一个行为或一种制度的意义,是想要通过它来获得的东西(比如爱情、安全、娱乐、财富、秩序、公正等等)。

在每种情况下,决定某件事物意义的,都是其背后的意图。人类的各种符号、作品、行为和制度中,充满了我们的意图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动物的行为,甚至植物和纤毛虫的向性,也是如此.在每种情况下,意图都是与生命紧密相连的,都在于保存生命、繁衍生命、使生命多样化……没有生命的地方,也就没有意图,因而也就不存在意义。我们能够解释一场洪水、一场地震、甚至黎明的原因,却不能解释它们的“意义”。因此,如果生命的意图是对意义这个问题唯一可以理解的回答,那么生命本身如何能够有“意义”呢?如果所有的意图都以生命作为最终的依归,那么生命本身在其总体上又能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一件事物的“意义”,是它对另一件事物而不是对自身的意图。这些意图可以是主体的自觉目的和其本能,归根结底也就是生命的自我保存、自我调节和繁衍。但是如果我们问“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唯一可能的回答——生活,活得更久——只不过是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所问的生命本身。为了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应该寻找“另一件东西”,一种既非生命也不是活着的东西,也就是处于生命之外的事物。假设我们这样回答:“有机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从中产生的无机宇宙的展开。”为无机的东西赋予意义,似乎是一种很不恰当的做法,前提必须是把“意图”一词的外延加以扩展,脱离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含义。但在这里,让我们姑且接受这种说法。这样,迫在眉睫的问题就变成:无机宇宙的意义是什么?为了避免以一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回答它,也就是避免“宇宙的意图是继续成为宇宙,直到永远”之类的回答,我们必须涉及某种不是作为宇宙本身组成部分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能是我们所认识的自然的组成部分,而必须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亦即诉诸一种真正未知的东西,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一种“超白然”的东西会是什么样的。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说得很有道理:“世界的意义应该在世界之外寻找”。很好,但是在哪里呢?世界具有“外部”吗?是否在世界终结的地方,关于意义的问题也就终结了?抑或是,可以在世界“之外”的地方对意义继续追问?

宗教思维(作为哲学思维的直接对立面)的典型特征,就是用“上帝”来回答关于宇宙的意义和意图的问题。正宗的宗教思维会认为,一旦给出了“上帝”这样崇高的回答,就有理由停止对意义问题的追问了。由于上帝的存在,事物才有了意义,但是如果继续追问上帝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一种大不敬的表现。然而,从哲学观点看,追问上帝的意义与追问世界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一样合理而急迫。如果这样的问题不被允许,或者以伟大的神的名义就可以不回答它(比如认为“上帝就是意义,在上帝之外,渺小的人类什么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为何不在很久以前就感到满足呢?我们本可以一开始就接受诗人佩索亚《牧羊人》中的两句诗的教导:

事物没有意义,只有存在,

事物是事物唯一隐含的意义。

承认上帝就是终极意义,即赋予一切意义以意义的东西,比起回答说所有意义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图或人类的意图,是一种更加与蒙昧相妥协的做法。至少是在哲学上,还有理由不把对意义的追问扩展到生命之外,也就是不将其扩展到“意图”一词的习惯用法之外。一旦越过了这个壁垒,人们就再也无法停止追问,再也无法感到满足。而宗教与其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倒不如说认为提出“上帝”之后就有理由停止追问了。也有一些哲学家试图通过提出一整套成体系的回答,以和宗教相类似的方式终结对“意义”问题的追问,无论其是否诉诸超自然的内容。他们同任何一个教皇和宗教法庭的法官一样,习惯于对自己的回答采取一种专横的教条主义的态度。西塞罗身后出版的《手稿》中的一句话,对他们形容得恰如其分:“一个哲学体系就是一个宗教,但是要乏味得多。”

如果生命没有“意义”(正因为所有其他的“意义”都直接或间接地来白于它),我们是否就应该悲观地得出结论说:生命是荒诞的?不,决不。我们把那些本应该有意义但实际上却没有的东西才称为“荒诞的”,而不是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它们处于“有意图的”领域之外。就如同只有一个人或一只动物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称他(它)是“盲”的,但我们绝不会因为一块石头看不见东西就说它是瞎子,除非是采用一种拟人化的修辞手法。因为根据人和动物的自然本性,他(它)是“应该”能够看见东西的,而我们并不要求一块石头具有视力。因此,“生命就其总体而言没有意义”这一点并不荒诞,因为在生命的意图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意图.在“有意图”的领域之外,我们不知道还能对意义进行追问……那里根本就不存在意义!真正“荒诞”的不是生命缺乏意义,而是执著地要求生命应该具有意义。

事实上,对生命的“意义”的追寻,并不是由于关心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也不是由于关心抽象的“世界”,而是由于关心人的生命以及我们居于其中并在其中受苦的这个世界。当我们追问生命是否有意义时,我们实际上想要知道的是:我们道德上的努力是否有所回报?诚实工作、尊重他人是否值得?洁身自好是否与自甘堕落犯下罪行没有什么分别?一句话,我们在生命之外是仍有所期许,还是认为除了显而易见的坟墓之外别无他物?其中一位提出如此残酷的问题的思想家,正是平时显得十分温和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结尾,康德谈到一位正直的人(康德以斯宾诺莎为例决不是随意的)相信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世。“这样一来,他将怎样通过他实际上尊崇的道德法则来证明自己应负有道德义务呢?虽然他本人是正直的、和气的、善意的,但是欺诈、暴行和嫉妒却也将总是在他周围横行,而且他在自身之外还遇到的那些诚实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配享幸福,却由于对此不管不顾的自然,而仍然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一样,遭受着贫困、疾病和夭折这一切不幸,而且还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直到一个辽阔的坟墓把他们全都吞噬掉(在这里,正直还是不正直都是一回事),而那些能够自信是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人们,则被抛回他们曾经从中超拔出来的物质的无目的的混沌的深渊中去。”在描述了这样一幅暗淡的画面之后,康德认为,正直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正直而又不感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一个道德上的创世者、即一个上帝的存在。这样才能为自己的善良意志,它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此世生活中得到十分悲惨的回报,确保一个幸福的来世的“意义”。

我当然不会轻率地对待像康德这样一位具有卓越的智慧和正直的心灵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思考,我只敢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可能性,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为一些著名人士所认同(我认为他们占了康德之后哲学界的主流)。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因为表现得很有道德,和为人类世界争取更多的友谊和公正而奋斗,就可以逃脱人类注定必死的共同命运。同样,任何努力,无论其多么正直,都不能彻底从我们的共同生活中铲除由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欺骗和暴力,这就永远为每个人的自由行动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这是否就必然地意味着除了有一些超自然力量的报应偶尔确证了道德的意义之外,道德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肤浅的装饰品?一个正直而明智的人所求的是活得更好,而不是逃避必死的本性。他之所以试图做好事,正是因为他清楚世界上永远都会存在着恶,因此才要从必然性中捍卫他认为更加值得追求的宝贵的东西,尽管它们往往是脆弱的。他之所以按照道德行事,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奖赏和报酬,而是为了使自己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的人性更加充分,更加自由。总而言之,他之所以活着,不是为了死亡,也不是为了永生,而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让生命达到完满的境界。这就是斯宾诺莎可能答复康德的话,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人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正是这种命运激发了他思考的使命。他对死亡之必然性的第一个反应(只要他不否认死亡,不在某种关于来世的幻想中寻求逃避),是一种焦虑的绝望感,理由正如上一段中康德所解释的那样。绝望会导致他作出什么样的行为呢?毫无疑问,首先是对一切有可能加速死亡到来的事物的恐惧(贫穷、敌意、疾病等等)。同时则会伴随着尽可能多地积累貌似能够保护自己免于死亡的事物的贪婪(财富、安全、社会地位、名望等等),以及对那些与他争夺这些利益和强迫他拿出这些利益与其共享的人们的仇恨:一个害怕虚无的人,必然会需要一切。恐惧、贪婪和仇恨,是生活在绝望之中的人的典型特征。自然,这些情感并不能将任何人从他必死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相反,还会使他生活的每一刻都充满对死亡的不安,甚至就连在他最快乐的时候也不例外。

当一个人克服了恐惧感,他就会发现,与他终有一死同样确定的是现在他活着这一事实。如果死亡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存在,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将死亡打败过一次,而且是决定性地打败过一次。怎么打败的?通过出生。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永远的死亡,因为我们已经活着了,而且仍然活着。我们活着,这是光荣地得到确证的,不会因为死亡的确定性就被抹杀或宣布无效。因此,我们有权利追问,正如《圣经》中所问的:“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有一天,死亡会阻止我们继续活下去,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现在活着,也不能否认我们已经活过。死亡能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事业化为灰烬,但却不能否定我们的生命是真实存在的。既然当下的生命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漫漫长夜,为什么未来的死亡对生命还如此重要呢?为什么我们并不身处其中的死亡,要比我们身处其中的生命对我们更有影响力呢?每个人都有理由同诗人洛特雷阿蒙一齐说:“除了出生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恩惠。一个公正的心灵会发现它已经是完整的。”

当一个人证实了自己在生命中的存在时,他就会变得异常激动。对于这种激动的确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快乐。快乐在死亡和绝望面前肯定了生命,承担起生命。快乐并不庆祝生命中的具体事件,这些事件有时候是残酷的,而是庆祝生命本身,因为生命就意味着没有死去,因为生命不是“不”而是“是”,因为相对于虚无来说,生命就是全部。但是快乐并不等于纯粹的迷狂,而是一种活动,它要走得更远:它要同给我们带来恐惧、贪婪和仇恨的对死亡的绝望不安作斗争。快乐永远不可能完全战胜绝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绝望和快乐),但是它也永远不会向绝望投降。从快乐出发,我们努力将生命从死亡不祥的重压下“解脱”出来。绝望只认识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虚无,而快乐则寻找支撑,并将其积极的同情心扩展到我们的同类——终有一死但却仍在活着的人。社会是由千万个同舟共济者构成的纽带,它将每一个自知终有一死的人联系起来、共同确证生命的存在。

如果死亡是遗忘,那么社会就是纪念,如果死亡是最终的平等化,那么社会就是各种差异的开端:如果死亡是寂静和缺乏意义,那么社会的轴心就是将一切赋予意义的语言,如果死亡是完全的虚弱,那么社会就是寻找力量和能量;如果死亡是无知无觉,那么社会就是创造和增强各种感觉,就是各种感觉的充盈.如果死亡是最终的孤独,那么社会就是为不幸营建情感伴侣和团结互助.如果死亡是静止不动,那么社会就是对旅行和速度的奖励,没有什么能够使它们停止.如果死亡是同一件事物的重复,那么社会就是新事物的创造,以及永远像爱新事物一样去爱生命中的旧事物,爱和我们一样的新人,爱有死者桀骜不驯的子孙后代;从死亡的畸形的腐烂败坏中将培育出美来,这是一个死亡和复活反复交替的游戏,是意义的巨大转变。每个社会都是将有死者变得不朽的机器,使他们明白虽然人终有一死,但却不再听从它那让人感到毁灭性的绝望的教导。当然,人类的所有社会事业,也都带有绝望所导致的恐惧、贪婪和仇恨的标记。但是具有创造力的不是绝望,而是快乐。伦理学唯一的教导,就是要求人们记住这一点。正因如此,斯宾诺莎才把正直的人称为“快乐”的人。这是一个多么有见地的看法啊!

我们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就其自身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或含义。有什么证据?证据就是它拒绝一切,无论是什么东西。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指出的:“正由于世界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因此,人们才应该赋予它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意义,并且事实上人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意义是人类面临混沌的无意义的深渊,赋予生命和世界的某种东西。人们战胜了这个深渊就是出生,屈服于这个深渊就是死亡。胜利是意义深远的.失败则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死去的是个人,而不是个人想要赋予生命的意义。意义留给了我们,留给了整个人类同胞。但是,这个混沌的深渊,同时也作为一个对立面,深深地隐藏在我们所有的意义之中。我们生活在深渊之上,并充分意识到它的存在。因此,人类的理性并不仅仅是制造工具的工厂,也不满足于找到非终极问题的答案。也正因为如此,哲学不仅仅是理性,也是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哲学是对想象的事物和不可检验的(诗意的)事物的调停,是虚构的可能性(谎言),是句法向着明天的不停的跳跃,将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变成饶舌者,窃窃私语者,诗人,哲学家,设计师,先知和死亡的背叛者。”

宗教许诺拯救灵魂,唤醒身休,哲学则既不能拯救,也不能使人复苏。它只想把人类意义的探索路程尽可能地延伸到远方。它不像神话那样拒绝死亡的现实,也不绝望地沉浸在由死亡而导致的恐惧和仇恨之中:哲学试图思考生命的内容及其局限性,仿佛生命本身就包含在它之中似的!它是如此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有时它难免会引起人们的讥讽和嘲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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