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静默如谜

《哲学的邀请》（精装版），西班牙-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在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迟早会死，这个念头让我开始学会了思考。对死亡的自觉意识会使我们每个人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
•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借助苏格拉底之口说“哲学就是为死亡做准备”。正是死亡的确定性，使得生命——我的唯一的和不可重复的生命——变得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使得生命变成一种我们应为之奋斗为之思索的宝贵的奇迹。
• 关于死亡我们还知道一点：它不仅仅是确定无疑的，它还永远都是随时可能降临的。有一句古谚“没有人年轻得不能死，没有人年老得不能再活一天。”
• 我们习惯称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士为信徒，事实上限定他们作为信徒的最大特征，并不是他们所信的东西（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模糊和多样化的东西），而是他们所不信的东西，其中最显然、最必然、最无处不在的东西就是死亡。所谓的信徒，实际上是一些不信者，因为他们否定了死亡的最终现实。
• 伊壁鸠鲁认为，“对于死亡的自身特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我们从来都不与它共存：当我们在时，死亡是不在的；当死亡到来时，我们就已经不在了。我们从来不会经历死的状态，可怕的只是对死亡的自觉意识。”

• 如何获得知识可以从质疑我自认为已经拥有的知识入手，针对这些可以提出三个问题：我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我对它们的确定性有多大？我如何才能扩展和提升这些知识，或者可能的话，用其他更可靠的知识来代替它们？
• 从外界获得的知识、自己的亲身经验带来的知识不一定可靠，需要不时去修正一些我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将它们与我能够找到的其他知识相对照，用批判的态度检验它们，以及与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它们的人进行辩论。一句话，就是用理性去判断这些知识的确定性有多大。
• 理性是一连串推理、摸索和审慎的习惯的集合体，部分受经验指使，部分以逻辑准则为基础，所有这一切的组合就构成了一种能够建立和捕捉使事物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并使事物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构成的能力。
• 理性首先试图将我纯粹个人化或主观的观点，调和成一种更加客观的观点，一种任何另一个理性人都能当成事实接受的观点。
• 理性的根本特征是普遍性，理性为每一个人所拥有，只要有热情和耐心，我们每个人都能就一些问题得出一些共同的论点。理性推理的说服力对么个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他决心遵从理性的方法。理性的运转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东西，它不需要信仰，不需要精神上的准备，不需要灵魂和感情的纯净，也不属于某一特定的血缘和特定的种族，它可以为任何一个人所使用。
• 加塞特曾在概念与信念之间做过区分：我们理智的构建是概念，而那些我们一直视作正确而从来都不假思索的东西则构成了我们的信念。理性正是用来检验我们所谓的知识，从中拣选和保留正确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试探着迈向新的真理。我们就是这样从传统的、半被察觉的信念，过渡到经过理性检验的信念。
•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每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一座碉堡或城堡，供他们躲在里面寻找自我确证。“拥有”一个意见不同于“拥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的私有财产。人们所追寻的真理总是作为结果，而不是作为起点——这种追寻包括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交锋和争端。它不是作为自身主观性的确证，而是作为通过多个主观意见的交锋与融合，最终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

• 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探索的是我们认为最显而易见的事物，以求证它们是否真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不言而喻，就像有人在抓着一根绳子放心地向上攀登之前，需要反复抻几下绳子试试它是否安全一样。
•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当他说“我思”的时候，他指的并不仅仅是运用理性的能力，也包括怀疑、犯错误、梦想、知觉的能力，以及所发生的一切精神活动。
• 我的“我”不只由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良心或者精神世界所组成的。这种内在的维度，同时也伴随着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中的“我”而外在化，外在化于所感知的事物的领域：我的身体。尽管我的身体可能遭受变化，比如失去牙齿甚至四肢，但是我仍把这个身体看做我的身体，从童年时期的小身体一直到成熟甚至衰老的身体，这种无法轻易解释却是无可辩驳的延续性，使得我们认为这是我的身体。
• 有的人认为我们拥有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认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于是有两种阅读我的生命的方式，两种阅读什么是我的方式：一种是外在的方式，评价我的各种器官是否正常运转、判断我体能和职业能力如何、我有没有违法等等；另一种是内在的方式，它是一种体验，只有我自己从自己的内心才能斟酌判断我的所得与所失，比较我想要的和我所不想要的，等等。而“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会相互影响。
• 思维或精神，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光线和灯泡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依赖，却不等同。
• 有一个问题，在外部世界还有其他人吗？我是孤单的吗？我怎么知道别人也和我一样具有内在的思维了？维特根斯坦认为别人也和我一样具有内在思维。从我开始思考自身开始，我就在我的内心世界找到一种语言，没有它我就不能去思考，这种语言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我与其他一样具有理解语言能力的人共享这种语言。因为我拥有语言，所以我应该拥有同类。符号性是我们的根本特征，这也是教育在我们生命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基础。有些事情，比如火会烫手，我们通过自己就可以认识到。但是想要认识符号，就必须由其他人交给我们。

•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理论都试图将我们从责任的重担里解脱出来，而独享自由。比如“我的行为的积极成果只是我自己的，我的过错则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来共同承担，比如父母、基因、所有的教育、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但是它们却忘了：主体有实施某个行动的自由，却没有从相应的后果中脱身的自由。
• 自由不见得就意味着一个没有先前原因的行动，而是意味着另一种类型的原因。行为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其原因是一个有欲望、能选择、能将计划付诸实施，也就是能够实现各种意图的主体。
• 自由通常有三种含义，（1）作为按照自己的欲望和计划行事的自主支配性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行动，而不会受到物理上、心理上、法律上的阻碍。（2）欲求我所欲求的而不仅仅是做或努力去做我想去做的事的自由。即使外界决定了我将某种欲求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为零，我欲求的自发性仍然是自由的。“神可以战胜人类的意图，却不能阻止人类怀有这样的意图而不是其他的意图”。（3）欲求我们实际上并不欲求的、以及不欲求我们实际所欲求的事物的自由。
• 在每一个行为的责任中都会涉及到众多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该行为本身的责任，但是这些因素永远不足以免去实施这个行为的主体的相关责任。

• 我们谈论某事物的自然，就是它的存在方式，它得以存在以及作用于其他所有存在者的方式。自然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世界上在没有受到人类干涉的情况下出现的所有事物都是自然的。当一个行为是惯常的，我们就说它是“自然”的。
• 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类群体来说，通过说“当天气很冷的时候”来表示时间就已经够用了；另一些人群会使用“冬天”这个词，然后是一月、二月、某日某时等等。时间的标识取决于一个社群应该完成的活动、关于过去的共同记忆，或者观察自然世界的科学水平。
• 我们所说的意义，是指那些想要通过另一件事物来表达某种内容、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目的来被思考的东西。在每种情况下，决定某件事物意义的，都是其背后的意图，而意图都是与生命紧密相连的，都在于保存生命、繁衍生命、使生命多样化…没有生命的地方，也就没有意图，因为也就不存在意义。我们能够解释一场洪水、一场地震的原因，但不能解释他们的意义。因此，如果生命的意图是对意义这个问题唯一可以理解的回答，那么生命本身如何才能有“意义”呢？唯一可能的回答——生活，活得更久，但却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 这是否就必然地意味着除了有一些超自然力量的报应偶尔确证了道德的意义之外，道德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肤浅的装饰品？一个正直而明智的人所求的是活得更好，而不是逃避必死的本性。他之所以试图做好事，正是因为他清楚世界上永远都会存在着恶，因此才要从必然性中捍卫他认为更为珍贵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尽管它们往往都是脆弱的。他之所以按照道德行事，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奖赏和报酬，而是为了使自己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的人性更充分、更加自由。
• 快乐并不庆祝生命中的具体事件，这些事件有时候是残酷的，而是庆祝生命本身，因为生命就意味着没有死去，因为生命不是“不”而是“是”，因为相对于虚无来说，生命就是全部。但是快乐并不等于纯粹的迷狂，而是一种活动，它要走得更远：它要同给我们带来恐惧、贪婪和仇恨的对死亡的绝望不安作斗争。快乐永远不可能完全战胜绝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绝望和快乐），但是它也永远不会向绝望投降。从快乐出发，我们努力将生命从死亡不祥的重压下“解脱”出来。绝望只认识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虚无，而快乐则寻找支撑，并将其积极的同情心扩展到我们的同类——终有一死但却仍在活着的人。社会是由千万个同舟共济者构成的纽带，它将每一个自知终有一死的人联系起来、共同确证生命的存在。

END